他对着众人笑了笑，又若无其事地站到了边上。
景和过去接起来，没有说上两句，面色就变了。
始终低着头的景仁忽地发出了一声古怪的笑。
秀茹问了一声，“怎么了？谁的电话？”
他忽然想起自己初到国外时，还踌躇满志地希望将来回国当艺术家，结果回国之后碰了许多壁，才知道有些事情并不容易，后来接受现实做了老师，又慢慢觉得朝九晚五的日子实际上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庸俗不堪，就像从前他总是想着烟云，后来逼着自己不想，渐渐的也就不想了。
过来悼唁的宾客们放下花圈，也没有人过来接应，便都有些不知所措，走不是站不是的。
社生忠心耿耿地跟在顾老爷身边那么多年，说是半个儿子也不为过了，而因他是从底层出来的，平日里与顾家的下人们关系也处得极好，所以大伙都乐得听他指挥。
这些宾客除了一些远房的亲戚，大部分都是顾老爷生意上许多年的伙伴和朋友，在他们看起来，老顾的丧礼是比较凄凉的，忙来忙去的人虽然有许多，却如无头苍蝇似的混乱成一团，因是没有一个能够主持大局的人。
景和的眼睛落到边桌上那束栀子花上时，秀茹正好端着一盘红烧鱼从厨房里出来，见他盯着那栀子花看，便放下手中的餐盘笑道，“初夏时的栀子最香，早晨我看有人在卖，就买了一束。”
从前她也是过不沾阳春水的闺秀，结婚之后做起这些事情来，却从没有过一声怨言。
这时候，二少爷景和姗姗来迟，他却也像是一个远房的客气亲眷，合拢了雨伞，放下花圈挽联，又到灵堂前去拜了一拜，便与妻子找了个无人注意的角落不声响地站着。
外面下着淅沥小雨，伴着唱机里轻飘飘的时兴歌曲，把夏的黄昏衬托得格外温柔。
他一共只有两个儿子，那脑子不大好的大少爷自始自终都垂着手木呆呆地立在一边，眼睛看着远处，不知在想些什么。
固定资产分成三份，两份由两个儿子继承，另一份则均分给两个姨太太。
仪式完了，便是家产分配的问题，顾家的律师早已在边上等候多时。
固定资产之外，他名下的工厂与布庄，却是由没有血缘关系的季社生来协同两位少爷一起经营管理。
梅雨天的雨断断续续地下，一天也没有停过。
其实，他从小就厌恶自己家里那股无孔不入的压抑感，所以到头来最渴望的，大抵也就是一个像现在这样温暖平实的家。
社生自己也是大感意外，嘴唇微微的张了开来，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
景和环视这个住了一年多的小家，地板与家具都擦得一尘不染，沙发上搁着秀茹亲手缝制的布靠枕，墙壁上挂着自己的画作，处处都透着温馨。
景和心头涌过一丝暖意，不由自主地从餐桌前站起，刚要对她说些什么，电话铃响了。
一年多前三姨太办丧礼布置灵堂的那些东西如今又被重新挂了上去。
比起大少爷来，那些宾客也对跟在顾老爷身边做事的社生更加熟悉，于是便都略过了景仁，只与他攀谈寒暄。
二少爷还没有过来。
景和沉滞了一会儿，抬起眼睛看她，“我爹死了。”
接到父亲去世的噩讯时，顾景和正坐家中的饭桌前等待开饭，碗筷都摆好了，餐桌上也已经放上了两道菜：皮蛋豆腐和香菇菜心。
没过多久，季社生穿着一身重孝过来了。
他一过来，看到这里乱糟糟的一团，皱了皱眉，便连一口水也没有顾得上喝，就主动地担起了责任，招呼宾客，又风风火火地指挥起下人们做事。
一直到仪式开始，景仁才又回来了，身上头上都淋了雨，雨水滴滴答答的落下来，在他脚底下积了一圈。
秀茹在厨房里忙着最后一道菜。
两个姨太太是说不上话的，头上戴着白花，手里捏着手绢，也都神情恍惚地站着。
律师打开信封，取出盖过章的亲笔信，逐字逐句地宣读老爷的遗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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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生这时候才觉出不妥，忙要去寻景仁过来应酬，谁知转了一圈，刚才他明明还在这里的，这会儿却又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挂下电话回到桌前，他仍是心事重重的。
这一条都在众人的意料之中，然而下一条一念出来，所有人都大感愕然。
景和收回视线，看到秀茹的身上还系着围裙，秀丽的脸上浮着一层薄薄的细汗，细嫩的手指上贴了一块胶布，是前些天切菜时不小心切到的。
每一双眼睛都一眨不眨地盯着他手上那个装着遗嘱的信封，只有景仁低头玩着自己的手指。
过来悼唁的人从车里下来，撑的一律是黑色的雨伞，仆人的胳肢窝里夹着花圈和挽联，一把把移动着的黑伞在铅灰的天幕下蠕动着，衬着那些被雨淋湿的白色布幔，无端地更平添几分压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