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经不是简单的汉化，而是要跟景教一样本土化，也和汉传佛教一样。必须本土化，而且必须是不能凌驾于皇帝和朝廷之上，从他们的经典、教义，到教会组织，都必须本土化，还得在朝廷的控制之下。
朱以海没采取简单的禁止政策，而是对其中较有影响力的教派，制订了改革的计划。
汤若望和弟子南怀仁没有随鞑子南迁，他们觉得应当留在中原继续传教，大明皇太子朱弘甲奉旨北巡，抵达北京后，他们第一时间前去拜见，还献上历书等，可意外的是皇太子对他们并不是很感兴趣。
从他们的教典开始，朱以海要求在华传教士集中到东京来，做统一登记、考试、授牒，持牒传教。
然后集中这些传教士和一些朝廷官吏等，集中进行译经工作，就如当年唐僧取经归来，在长安译经一样。
波斯传教士到大唐传教，就走的本土化路，译名景教，开的是中土佛教之花，结的是基督教之果。
只是他也没想到，入关的满清居然如昙花一现，转眼就败了。
朱以海建议天主教改名公教之类的，朝廷可以在僧、道外，再设个教纲司，各省也设教录司等，朝廷选派教官负责教会事务管理。
就好比这耶稣会是天主教的，他们传播的教义，朱以海不喜欢，所以他现在提出要把他们也纳入僧道衙门的管辖下。
奉天。
大明绍天朝对佛、道都全面整顿，自然也不会放过其它的那些什么新月教、天主教什么的。
大明更不可能让教会凌驾于朝廷之上，大明皇帝更是至尊无上的。
到了东京，结果发现许多人反对甚至攻击他们，甚至称他们为邪教。
他们的圣经翻译成尊经，甚至还引用大量的儒道佛经典和中国史书中的典故来单阐述教义，在其经典中加入大量的忠君和孝道思想内容。
在他的影响下，天主教在华发展迅速，不仅取得合法地位，而且到此时，信徒已有十五万之多。
什么天主上帝，这些名字就不能用，必须得换其它名字，以后大明的天主教，也不能由罗马教廷控制，得自成一派。
他在崇祯朝协助徐光启完成，清军入关后，他把崇祯历书压缩成103卷献给多尔衮，清廷定名时宪历，颁行天下，从此成为清廷每年编写历书的依据，后又被任命为钦天监正。
有翰林学士王夫之直接上书，称汤若望等心怀叵测，当年与徐光启等编成献给烈皇，可后来却又把书改名献给多尔衮，最后定名时宪历时，还在其封面上写依西洋新法，这是要借华夏之历以张大其西洋，而使天下万国晓知中华奉西洋正朔！
朱以海对他们把GOD翻译成天主、上帝，都很不满，天主教称耶稣为天主，新教称为上帝，西方来华的传教士，一点点的翻译汉化，直接用上帝这个词，朱以海非常不满。
在这种舆情之下，皇帝召见了汤若望南怀仁师徒，以及老朋友毕方济等在华有名的传教士们。
在华近三十年，汤若望不仅成为钦天监洋监正，还成了顺治皇帝的老师，一跃成天子帝师。
“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
不要把西方那一套强加在中国。
朱以海念在毕方济等老朋友的面子上，表示可以允许天主教耶稣会继教，但得按大明的规矩来，首先就是得本土化，就好比基督教聂期脱利派，因为主张基督有两个不同的位格而被斥为异端，后传入唐朝。
一见面，不等他们辩解，朱以海先定了个基调。
朱以海面对着刚从北京南来归附的传教士汤若望、南怀仁，以及从澳门回来的毕方济等，说了一句让他们惊讶的话。
汤若望是德国人，天主教耶酥会传教士，万历四十八年到澳门，后来前往北京，得到徐光启等支持，在崇祯朝为天主教谋取合法地位，历经明清两朝。
简单的接见了一番后，没留下他们，而是将他们送到了东京。
东宫太子冼马董志宁上书参汤若望等潜谋造反，邪说惑众，历法荒谬。
从他们的圣经开始本土化，不是简单的翻译汉化，而是必须跟景教尊经一样，进行汉化的二次创造，要符合中国的传统思想，尤其是要尊奉君权神授，皇帝是天之子的这一核心思想。
甚至他开头那一句，其实不过是借用西方的一句老话，实际上皇帝怎么可能让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呢，只要在大明的地盘上，一切都得尊奉皇帝、朝廷。
他还擅铸大炮，编写，传播欧洲火炮知识，还翻译了德国的等。
大明皇帝是天子，耶稣怎么可能是天主是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