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他一遍一遍地重复，我没有，不是，不对，不正确。不，我不签名。
安东尼奥没有说话。
“这不公平。”
“不怎么好。”
安东尼奥说不。
“如果我签名了，马可会怎样？”
“但我们不是码头帮派，现在不是争论细节的时候。”
“可是。”安东尼奥停住了，不知道如何形容自己的感觉，“但这不是计划之内……这和克莱门神父承诺的不一样。马可不应该——”
初冬，码头和与之相连的街道挂起了彩带，不是因为圣诞节，而是为了即将离港的运兵船。街道拥挤不堪，不知道什么地方有人吹起了大号，一度还传来不协调的鼓声。在众多新婚妻子和忧愁的父母之中站着一个独自前来的男人，穿着灰色长大衣，帽子压得很低，因为他是偷偷溜出来的，不希望太快被发现，再过三天他就要去罗马了，搭乘往来北大西洋空运线的军机，用另一个名字再次充当信使。后来在教廷之中，那个假名会更为人熟知，不过现在，他还是安东尼奥。人群在港口边缘推挤，丝巾和帽子飞舞，一个女孩差点被撞进海里，安东尼奥一把抓住她，把她拉回来，没有听她道谢就走
“听着，图书馆的职位仍然有效，什么都没有改变，不要担心。把证词签了，对你自己有好处。”
门又锁上了。
基里安叹了口气，顺着跨海电缆传来，变成一阵带电的呼呼声：“安东尼奥，亲爱的，这从一开始就是计划的一部分。”
接下来几天都像化开的白色颜料那样糊在一起，分不清头尾。小房间里的灯总是亮着的，有人给他送水和食物，每次都是一样的，一杯冷水，一份干得掉渣的面包，配着黏糊糊的罐头豌豆，或者令人生疑的燕麦稀粥。警探不再问他是否签名，转而盘问他“用什么方法贪污教会公款”，并且警告他“教会给出了确凿证据，你肯定要去坐牢了，伙计。还不如帮自己一个忙，认罪，看看检察官愿不愿意减刑”。
“你还好吗，安东尼奥？”基里安问，从罗马。
安东尼奥用力挂上电话，靠着文件架滑到地上，咬紧牙关，阻止自己发出抽泣声。他用衣袖擦脸，一遍，然后再来一遍，眼泪似乎无穷无尽。警探打开门，看了他一眼，脸上全是怜悯。他解开了手铐，把手放在神父的肩膀上，轻轻把他推进了又一间办公室，桌子上放着一玻璃杯水，一个熟悉的文件夹，还有一支钢笔。
——
“你想听实话吗？你如果坚持不合作，对庭审没有太大影响，闭门听证昨天已经开始了，我猜没人告诉你。布鲁赫不认罪，给自己请来了一整个马戏团的律师。至于科斯塔——感谢克莱门神父——地检为他准备了一份协议，如果他愿意参军，就取消所有指控。我猜他会接受协议，如果不，他的律师会把你拽到证人席上，把你们上床的事抖出来，再把你撕成碎片。你没有那么重要，弟弟，把那份该死的证词签了，然后我才能把你捞到梵蒂冈来。”
1942年5月14日，星期四。佩里格里尼神父离开了编号不便公开的警署，尽管在书面记录上，他早在5月11日傍晚就录完口供走了。一辆黑色福特把他接走，没有人关心这辆车的目的地。
他开口想回答“不”，但喉咙堵住了，泪水刺痛了眼睛。这可不是安东尼奥预想中的反应，他想念基里安，但绝没有到这个程度。更合理的解释是连日审讯之后，熟悉的声音刺破了某一个鼓胀的情感脓肿。他颤抖着深呼吸，请了清喉咙。
“这不是公平问题。所有的帮派都要被控制住，‘化解’了布鲁赫之后，谁能保证意大利裔不会做同样的事？”
“我们也是意大利裔。”
布鲁赫遭到逮捕的新闻上了报纸内页，同一篇报道里并没有提到马可·科斯塔，更没有安东尼奥·佩里格里尼，不过又刊登了一次88号码头和“诺曼底”号的照片，提醒公众纳粹同情者的危害。司法的齿轮转得很慢，拖进了夏天，然后才敲定九月提堂。那时候战争的消息已经滚过好几轮，没有多少人记得这个码头帮派首领了。
值守电话的胖男人回来了，带着咖啡，一边喝一边翻看色情杂志。到早上七点，他也离开了，路过办公室的时候一眼也没有看安东尼奥。稍后，早上八点，一个警探和一个制服警把神父押进拘留室，重新给他戴上手铐。这里没有窗，只有一个开在天花板的换气扇，嗡嗡作响。他独自在里面等了很久，也许两个小时，也许五个小时，警探终于回来了，带着同一份证词，问他是否签字确认。
他们让安东尼奥到一个看似档案室的地方去听电话，把他的左手铐到文件架上，听筒塞进右手。神父缩在凳子上，紧抓着电话，不知道能说什么。基里安也在等他，两兄弟沉默着听了一会电流噪声。
克莱门神父盯着他看了许久，出乎意料地笑了笑，没有说话，收起证词和钢笔，离开了办公室。
“你知道我为什么打电话来。”
然后，基里安打来了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