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胖胖的老板拉住我们：“喂，阿是寻楼上的赤佬？死得差不多快了，欠了三个月房钱还没付，要收尸，先付钞票！”
我们从棺材铺里的小楼梯上去。
我以为那位神秘的出资人会来，然而没有。
车停了，车夫开高价，也许是当着我的面，宋导演没有过多理论，干脆地付了钱。
把他送进医院的时候，我可悲地想着，这昂贵的医药费将由谁来付，还有他欠了三个月的房钱。
我看清了那张脸，瘦得几乎脱相，惨白的，濒临或已经死亡。他的眼睛紧闭着，看不真切，鼻梁很挺，唇形带有天生的弧度，即便是这样，看起来还像是在微笑。是个三十几的男人，也许还要年轻一点。
“只管放开写，只要你写得出，我们就拍得出。”宋导演大吹牛皮，一副包在他身上的样子，好像他是第一流的导演，要导一部第一流的片子，正和一个第一流的作家说这话。
“这个问题，我早就想过。”他抽了一口烟，换了副严肃的神情，“女人，应有尽有，你晓得，女明星专有一条路，没人捧了，就下海跳舞，事体弄得再糟，就下海卖皮肉了，皮肉老去，上街讨饭，西北风一刮冻死街头，报纸第三版一只标题——周先生，你是编报纸的，天天看新闻，我说的对么？所以说，女人问题上，当真要寻几个电影明星，也不是难事。难就难在男人。”
一场秋雨一场寒。
乞丐扑到我们脚下要饭，太多了，一个接一个，我们吓得拔腿就跑。
我应该同情他——我想接一句，又有谁来同情我呢，可我好像没有这样的资格。
我们叫到了黄包车，钻进雨棚，感到避风港湾般的暖意。车夫在雨水中狂奔，穿着那样单薄的号衣，汗味依然透过雨幕传到我的鼻尖。
高烧，没有进食，长期营养不良，运气好的话，可以醒来。医生说得轻描淡写，并不是歧视，只是司空见惯。
真不知道这回是哪位出资人，命格这样的硬。
我和宋导演大吃一惊，推开他就冲上去。
我无法辨别那股恶臭中是否包含腐尸的味道。无法辨认脚下那些腐烂的、发霉的是什么东西。甚至无法确定床上那具身体是人还是骷髅。
我真不知道该怎样用文字描绘接下来看到的一幕。我写过无数旖旎的场面，也写过鲁迅式的暗色调，但当我真正身处其中时，只有厌恶和转身就走的冲动。
我撑起伞。雨下得很大，接连几天都是这样，我已习惯了随时带上一把伞，即便出门时艳阳高照。
“宋先生一向高明，我是相信的，不过，就怕演员演不出。”其实我才懒得管演员演不演得出，纯粹是好奇谁来演这部片子。
宋导演吊足我们胃口，确切来说，是吊足我的，因周先生陪着笑笑而已，显见不关心，等到饭后，就向我们告辞了。
这是一条肮脏、泥泞的路，天上是沉沉的乌云，然后是黑色的、旧式的屋顶，再是斑驳的墙，墙下是黑皴皴的窗，窗里像是有人，那些被毁去生活的人，或是从未拥有过生活的人。下面是灰色的地面，正发出一种令人作呕的腥臭。
我也怕沾上他的霉运，但为了吃这口饭，也就顾不上那么多了。
“朋友，醒醒！”宋导演大声喊着，终于壮着胆子去推他。
实际呢，他是默片时代的红人，声片时代的霉人：好不容易请到大明星拍戏，还没拍出来，主角吸毒的吸毒，打官司的打官司，不了了之；好不容易拿到好剧本，还没拍出来，作者就上了政府暗杀名单，剧本不幸成了无法公开的遗作；好不容易东山再起，还没拍出来，日本鬼子就打来了，连带整个电影厂都炸成了碎片。
“这里。”宋导演在拐角处招呼我，在他身后，是一家棺材铺，那些方方正正的盒子，高高在上地摆在店里，售价相当昂贵，并容不下外面的死尸。还有若干纸做的小人，穿着鲜艳的衣裳，脸上画着两团胭脂，在笑，笑得比外面的活人灿烂得多。
“要肯演，要会演，顶好还要演得好。”我说。
如果他醒了，一副孱弱的身体，怎么能够拍情色电影？
路边有扑倒在地、静止不动的人，不知是死是活。
如果他死了，无疑又将成为宋导演走霉运的一项铁证。
宋导演试他的鼻息，又摸他的脖子，最后搭上他的额头，扭头叫我：“快点，搭把手！”
这话太不客气了。
雨是这个世界最干净的东西。
宋导演很快约我吃饭，在国际饭店，作陪的还有周先生。
我想拒绝，但是我意识到，医院的环境比我租的房间好太多，我大可以呆在这儿编剧本。
“对了。”他点头，拿着烟的手也往下一挥，“我苦思冥想，总算是想出一个人，又千方百计打听到他的住处。”
“你留下来等着。他最不想看到的大概就是我了。”宋导演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反而抓起帽子，在临走前发出一道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