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疑，他在牢狱之中遭受过一定程度的审讯，至于手段，除了英军，无人能知。
在为这件事奔波的过程中，她按照徐谨礼所说，将大部分贵重物品换成了钱，将资产慢慢转移到美国的账户上。
原告方有马来人和华人，指责徐谨礼在战争期间联合日军侵犯平民权利，律师则是英国人。
现有的证据都用不上，不过还好，原告方也只有证人证词，证据也不充分，扯皮还能再扯一段时间。
“在日本攻占马来亚期间，他还曾带领游击队对抗日军，甚至因此被日军悬赏追杀，救出被日军关押的英澳俘虏，援助他们食物与衣物。如果您方可以找到马共所提交的英澳俘虏名单或者当时日军悬赏赵奕真的通缉令，这些也可以作为证据证实他的立场。他作为一名抗日军人，被污蔑成日军共犯实在是一种莫大的侮辱，我作为他的妻子对于这样的污蔑感到寒心。”
白人有同样的游行爆
这条被律师否决，英国人的目标就是为了用日本军当作借口搞垮徐谨礼，如果水苓的身份也牵扯上日本人，那么可能一家都会被打成日犯共谋。
他们在法庭上短促地对视了一眼，水苓红着眼眶看着他走上被告席。
“最后，我作为本案的证人，保证向法庭如实供给证言，如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作证，愿负法律职责。”
战争中马来亚的种植园之类被捣毁，马来亚一直缺粮，英国政府掌控食物进口机制，声称粮食短缺，人们却能在黑市上看见充足的粮食，要付出相当高昂的价格才能吃到一顿饱饭。水苓家中上方米库中的米也被英军抢走，仅剩一些额外放在隐蔽处的陈米没有被看见，勉强还能吃一阵。
在马共战友都作证过后，轮到水苓。
原本戴在他脸上的眼罩不见了，他的手上没有明显伤痕，但不知腿上或者双足有没有，在行走时显出一种不自然的状态。
庭审一周后，英军又突然来到她所在的宅子里，以搜查为由将家中翻得乱糟糟一片，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进行掠夺，贵重物品全被带走。
水苓在上法庭之前曾经询问过律师，她作为间谍曾经被日本人和苏丹共同指派监控徐谨礼这件事可不可以提供证据，她可以提交部分曾经在间谍组织中的证据，以此证明徐谨礼和日军阵营相反。
水苓所在的华中在战前还能有食堂，战后学校供应不起，大家都自己带饭吃，不少老师也吃不上饱饭，只能多喝浓稠的粥配上咸菜或者酱豆，一天吃一顿。
水苓为了不暴露自己还有不少积蓄的事实，在徐谨礼朋友的介绍下去华中教书。
徐谨礼走进来时被换了一身衣服，和那天在狱中的穿着完全不一样，明显被英军整理了一番，不能以太狼狈的样貌出庭，被马共在旁听席的人看见会有情绪。
对于所有的指控，徐谨礼一律否认。这是律师在没有当事人出面的情况下唯一能找到的办法，不承认，以及不断上诉，拖长时间再想办法找证据。
后来水苓在报纸上看见华人领袖陈嘉庚对此发言，说英军此举令人震惊和愤怒，明明可以用催泪弹就能控制示威者却选择枪杀，行径过于野蛮。
水苓在和他们交谈的过程中，听到十月底霹雳、怡保等地爆发了华人游行，要英国政府解决饥饿问题，让华人能够参与工作，却遭到了英军的直接杀戮。
水苓没办法，将父母给她的遗书拿出来给律师看，问这个足不足以证明他的间谍身份。
“现在英美在二战后主推和蒋介石合作，而徐谨礼属于共产党，这可能也是他被指控的原因之一。这份遗书只能证明他是共产党埋伏于国民党的间谍，证明不了他作为共产党对抗日军的间谍活动，反倒会让他的情况变得更加危险，也不能用。”
学校的老师们也为此愤慨，水苓看见大家群情激愤，内心不免叹息，她懂了那时徐谨礼说的马来亚要变天是什么意思。
“我丈夫在抗日战争时期对于日本军的仇恨和打击是有目共睹的，他从新加坡沦陷时就曾参加星洲义勇军，随后转入热带雨林，展开针对日军的游击战，这些不仅有他的战友可以证明，我方提交的信件也可以作为证据。”
开庭时间在徐谨礼被关押的一周后，水苓作为法庭被告方家属及证人出面。
庭审一结束，徐谨礼又被带走，水苓未能和他多说两句话。
她不会走，英国人也不给她走，第二天就有人登门，希望水苓能够“深明大义”，揭示敌伪分子的真面目。可无论英国人以什么理由威逼利诱，皆被水苓拒绝。
自从家中被劫掠过后，外加马来亚政治经济秩序混乱，他们的生活条件急剧下降，她只留下了那两个混血女佣，其他佣人都在被抢劫之前给了遣散金辞退。
“首先，原告的陈述并不属实。我丈夫在抗日战争期间的所有行为全都是为了打击日军，他和日军的联系是为了军事战术上的需要，为了有效打击日军而获取军事情报，没有参与日军的迫害行为，和日军仅仅只有联系而已。”